上海，这座被誉为“东方明珠”的城市，是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，同时也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。上海的GDP长期稳居中国各大城市之首，现如今更是跻身世界十大国际大都市行列，成为全球经济版图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
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枢纽，上海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，也是众多跨国公司亚太总部的聚集地。这里汇聚了世界顶尖的科技创新、艺术创意与文化交流，展现出强大的综合实力与影响力。
然而，上海的繁荣绝非一朝一夕所成。特别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由于诸多客观因素，上海的发展遭遇了瓶颈期。如果不及时进行转型和调整，城市将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。
而扭转这一局面的，正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。那一年，他站在刚落成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上，眺望着蜿蜒曲折的黄浦江，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。他轻描淡写地点出上海的战略小圈，这一关键一笔，成为上海经济重振的转折点，使这座城市如“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”般迅速崛起。
展开剩余91%这位老人，就是被誉为中国经济总设计师的邓小平。
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风向标，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困境？邓小平又是如何带领上海走出困境，迎来复兴的呢？
在封建时代，上海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，未曾在中国版图上留下显赫的印记。直到元朝，随着朝廷开放海上贸易，上海凭借其地理优势——内连长江、外接东海，逐渐崛起为重要港口。元朝政府正式设立了上海县，标志着这座城市的诞生。
不过，因明朝的海禁政策，上海一度沉寂了数百年。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海禁解除，上海开始恢复生机，成为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，人口迅速增长至20至30万。
鸦片战争后，上海被迫沦为西方列强的通商口岸，成为侵略者打开中国市场的门户，同时也进入了漫长的租界时代。所谓租界，实质是外国列强以“租借”的名义，实则侵占中国土地和主权的区域。租界内外国势力设立了自己的行政与司法机构，中国政府无法干预。
随着上海繁荣程度不断攀升，吸引了大量西方资本与冒险家。英、美、法三国的租界面积由最初的几百亩逐步扩展至五万多亩，远远超过了华界的规模。此时的上海，分为华界、英美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三部分，租界面积是华界的十倍之多。
日本也觊觎上海的繁华，尽管没有签订合法租约，却通过武力掠夺，强行占领了部分区域。列强租界时期，上海人民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之苦，华人尊严多次被践踏。
普通华人工人的月薪不足二十元，生活困难且受到黑帮势力的剥削。租界内，一场豪华舞会的花费甚至可达数万元。日本入侵期间，华界被炮火摧毁，而租界依然灯红酒绿，夜晚尽显奢华。正如电影《八佰》中所言：“如果那边是天堂，这边便是地狱。”
但租界时代虽为上海带来沉重的压迫，也促进了现代化的发展。租界内仿照巴黎、纽约等城市建设了先进的公共设施和交通网络，客观上改善了上海的基础条件。战乱之时，公共租界还向华人富商和文化人士开放，虽有资本掠夺的目的，却为动荡中的中国提供了难得的稳定空间。
1921年，中国共产党便诞生于上海法租界，这一点体现了租界时期的复杂性。在日本侵占华界时期，民族工业部分转移至租界内，租界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业的发展。
上海经济在那个时期在中国乃至亚洲都独树一帜。1933年，上海工业产值高达7.3亿元，占全国总产值的60%以上；人口达311万，居全国之首；30年代上海是亚洲最大的黄金交易中心，世界第三大证券市场；当时许多国人尚未普及电力，上海却已上映有声电影。
那时的上海滩，时尚的服饰、电话和飞机等现代生活设施遍布人们生活，全球商品琳琅满目，欧式建筑随处可见。
然而，这繁荣背后，是由租界外国资本掠夺中国工人和商人的财富所得。民国时期的上海，虽表面繁华，却本质上是列强打造的“现代殖民地”，这段历史充满了屈辱。
现实中，租界的存在为上海现代化奠定了基础，也为后来的腾飞提供了相对较高的起点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上海告别了租界时代，重回祖国怀抱。脱去殖民色彩，上海以朴实的姿态重新崛起。建国初期，因列强经济封锁，上海的国际贸易陷入停滞，繁华不再。
当时大量民族工业黄金与人才随国民党撤往台湾，许多富商逃至香港和海外，留下的是技术和资金匮乏但深爱这片土地的普通劳动者。
1949年5月28日，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，市军管会接管上海经济，开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上海重建。
重建的首要任务是抑制由国民党遗留的通货膨胀，稳定物价，向失业工人发放救济物资，保障生活，直至工厂和商店重新开业。
国民党及美国方面曾多次破坏，如空袭电厂、操控金融，妄图扼杀上海新生，但在陈云等领导的坚决努力下，上海逐渐恢复生产，物价趋于平稳。
建国初期，中央考虑将工业向内地转移以防战争影响，但毛泽东基于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和平预期，判断短期内战争不大可能爆发，强调应抓住机遇，发展经济。
毛主席指着地图上的上海说：“上海有前途，要重点发展工业。”他看中了上海良好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熟练工人资源，决定充分发挥其优势。
他预见到上海未来会再次依托港口优势，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先驱。
在国家的重点支持下，上海实现了从贸易港口向工业重镇的转型。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，上海承担了国家“钱袋子”的重任。
到70年代末，上海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八分之一，财政收入占全国六分之一，上缴中央的财税占全国三分之一，出口额占全国四分之一，稳居全国第一。
这30年间，上海创造的经济利润相当于固定资产总额的25倍，平均每年贡献一个上海的价值，是一千多万上海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。
但国家也发现，虽然上海产出不断攀升，用于市政建设和民生改善的资金却未同步增长。基本建设投资仅占上缴收入的7%左右。
换言之，上海像一头劳累过度的老黄牛，任劳任怨却难以得到应有的休养和改善。
许多厂房和设备仍沿用民国时期设施，城市扩张无序，占用了食堂、幼儿园、道路和宿舍，导致交通拥堵，居民居住面积狭小，人均不到4平方米。
绿化面积更为不足，人均仅有一张报纸大小，城市环境日益恶化。工业污染使得空气和饮水中的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，居民健康状况堪忧。
幸好，一些默默守护上海的人及时敲响警钟。1988年，上海研究院城市发展专家沈峻坡发表文章《上海：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？》，揭露了上海的严重“病症”，引发中央高度重视。
1990年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上海，目的是解决上海的疲态化问题。
上海作为国家经济的“大后方”，一方面被寄予厚望，一方面也承担巨大压力。邓小平此行实地考察后，将为中央决策提供关键参考。
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自1988年上任以来，致力于寻找突破瓶颈的新路径，将目光投向“开发浦东”。
浦东位于黄浦江东岸，紧邻东海，与老上海隔江相望。这里土地平坦、面积广阔，拥有东亚最大的港口，距离繁华的徐汇、黄浦区仅一江之隔。
开发浦东，有望彻底破解上海的发展困境。
但资金问题成为最大阻碍。国家财政紧张，开发新区域耗资巨大且见效慢。上海作为国家“钱袋子”，若将大量资金投入浦东，可能引发财政风险。
面对邓小平的询问，朱镕基也显得谨慎，难以完全承诺成功。
邓小平站在外滩扶栏边，望着人潮涌动如海，交通堵塞如长龙交织，夜幕下市民排队上公厕的场景，深感上海的繁华背后藏着无尽辛酸。
经过多日与上海领导和专家探讨，他灵机一动：“既然我们能引进外资建厂，为什么不能引进外资搞建设？”
这一思路开启了浦东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开发的新模式。国家只需投入少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和桥梁，通过政策优惠吸引外资参与建设，待开发成形后出售土地回笼资金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1990年，经邓小平同志批准，中央正式下发《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》，浦东开发计划全面启动。
在朱镕基等领导的带领下，浦东开发如火如荼。四年后，上海地标性建筑东方明珠落成，南浦大桥贯通浦东与浦西，浦东逐渐成为产业聚集地。
此时，上海市委面临新挑战：浦东开发完成后应如何定位，才能参与国际竞争？
若仅依靠港口优势，难免大材小用；若大力发展工业，可短期见效，但长期来看工业终将面临饱和。
1994年，已90岁的邓小平再次访沪。虽年事已高，国家事务大多交由后辈处理，他依然牵挂上海未来发展。
听取市委规划后，邓小平几经思考，与时任上海市长黄菊深入谈话，强调：“上海一定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，这是上海最后的机会。”
他指的机会，就是将上海打造成为世界金融中心。
黄菊深感邓小平目光如炬。上海资金雄厚，企业众多，商业发达，吸引外资的能力强，金融人才汇聚，地理位置优越，完全具备成为亚洲乃至全球金融中心的条件。
1996年，陆家嘴金融贸易开发区正式成立，这是中国首个以金融贸易命名的开发区。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，陆家嘴已经崛起为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。
这里聚集了多家跨国银行亚太总部，东方明珠、金茂大厦、环球金融中心等摩天大楼鳞次栉比，形成了极具现代感的城市天际线。
在英明领导人的指引下，上海焕发出耀眼光彩，成为国际舞台上名副其实的“东方明珠”。
作者：元小二
参考资料：《邓小平与上海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、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2004年8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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